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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汤圆进入热销期，无糖和粗粮产品受追捧******

　　随着元宵节临近，各品牌汤圆、元宵进入热销阶段，产销量普遍高于去年同期。北京稻香村元宵计划产量近80万公斤，较去年增加约8%；叮咚买菜汤圆类商品备货量是去年同期的1.5倍，是平时30倍；思念食品速冻汤圆全国基地全面供产，并结合“促消费、稳增长”政策推出促销举措。

　　消费复苏、供货充足加之折扣促销，让汤圆、元宵产品在原材料成本上涨压力下依然保持亲民、稳定的价格。新口味、新吃法、新食材成为今年汤圆市场的热点趋势，无糖汤圆、卡通汤圆、麻将汤圆、潮汕鸭母捻汤圆、龙游手工汤圆等成搜索热门，主打健康、低糖概念的粗粮类汤圆销量提升。但无论面皮、馅料如何创新，传统黑芝麻、花生等口味依旧是大众的心头好。

　　元宵汤圆迎销售高峰

　　时隔三年，北京稻香村再度推出门店现摇元宵。每天早上8时，北京稻香村第十八营业部里的元宵机就已开始运转，三位师傅在机器前不停忙碌着，待一粒粒馅料裹上层层糯米粉变身为雪白的元宵，将第一时间摆放在顾客面前。

　　据工作人员介绍，北京稻香村元宵粉采用石碾工艺，碾出的糯米粉最大限度保留了糯米的营养成分和自然香味，摇出的元宵黏度高，有“茸头”。由于元宵对保存环境的温度、湿度、通风等要求严格，为保证质量及口感，均当日生产、当日限量售卖，很多顾客都是早早来门店排队等待。

　　今年元宵节，北京稻香村元宵总计划产量近80万公斤，较去年增加8%左右；汤圆计划产量220万袋，同比增加10%左右，在节前基本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我们也在加大产能，尽最大力量保障节日供应。”

　　作为速冻米面制品企业，思念食品针对今年元宵节市场备货充足。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思念食品全国各大基地目前全面供产，物流运输畅通，补货及时，确保各种品类在合理安全库存范围内。还推出一系列促销举措，重点打造生肖兔IP形象，旗下大黄米汤圆因赞助开年大剧《三体》获得网友关注。

　　元宵节前一周，盒马元宵、汤圆销售就迎来快速增长。截至2月1日，盒马汤圆、元宵整体销售额周环比增长110%。其中，黑芝麻汤圆销售额环比上周增长131%，鲜肉汤圆销售额环比增长104%，大黄米芝心红薯汤圆环比增长43%。

　　积极备货的，还有电商平台。今年元宵节期间，叮咚买菜汤圆类商品备货量是去年同期的1.5倍，是平时30倍，新增无糖黑芝麻汤圆等4个新品类，总体SKU(最小存货单位)达到16个。另外，部分北方消费者有在元宵节吃饺子的传统，叮咚买菜也将饺子备货量提高到平时的3倍以上，并增加了饺子馅、饺子皮的备货量。叮咚买菜华北地区负责人预计，自1月30日起，平台汤圆销量稳步提升，元宵节当天将迎来销售高峰。

　　粗粮类汤圆销量提升

　　据淘宝平台统计，截至1月31日，新口味、新吃法、新食材成为今年汤圆市场的热点趋势，其中无糖汤圆、卡通汤圆、巧克力汤圆、爆珠芝芝汤圆、麻将汤圆、花仙子汤圆、潮汕鸭母捻汤圆、龙游手工汤圆等成搜索热门。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面皮创意依旧是今年速冻汤圆创新的重点。如三全推出福字汤圆，面皮上随机印有文字“福”“Happy”及兔头、四叶草等图案；缸鸭狗榴莲汤圆、抹茶汤圆、高粱汤圆均使用彩色面皮；雪霸王、唐食技艺等网店均推出卡通兔子造型的创意汤圆；盒马推出麻将汤圆、福兔汤圆、印字汤圆、干吃汤圆。此外，不少企业推出大黄米、荞麦、高粱米皮的糖醇汤圆。

　　口味创新上，五芳斋应用武汉传统汤圆制作技艺推出樱花味汤圆；缸鸭狗汤圆有清甜芥末、黑芝麻猪油、高粱奶黄等口味；嘉华食品将云南特色云腿月饼、鲜花饼口味融入汤圆产品；天津大桥道推出了芋泥红豆、芝士双莓、焦糖花生等新口味元宵，以及黑松露巧克力、生椰拿铁、樱花车厘子、蔓越莓钙奶口味汤圆。北京稻香村门店售卖的元宵恢复了椰蓉口味，汤圆则有黄米奶香、黄米榴莲、金沙奶黄等创新口味。

　　叮咚买菜相关负责人介绍，相较于新奇口味，黑芝麻、花生等传统甜口汤圆、元宵仍是消费主流，销量最大。在叮咚买菜平台，三全、思念、缸鸭狗等品牌的相关产品销量较高，消费者也更加注重健康、低糖，粗粮类汤圆销量稳步提升，如无糖黑芝麻玉汤圆、大黄米汤圆等。

　　思念食品也向新京报记者证实，今年汤圆口味仍以传统黑芝麻为主，大黄米汤圆稳居热门品类。“大黄米汤圆面皮中添加了粗粮大黄米，其中含有的氨基酸高于大米和小麦，膳食纤维含量为大米的4倍，口感也更为软糯好消化，且有独特的黄米香，受到消费者追捧。”

　　盒马工坊今年推出20余款元宵、汤圆，其中黑芝麻汤圆销售占比达51.7%，鲜肉汤圆销售占比24%左右，并首次走出华东地区，卖到了全国。为顺应健康消费需求，盒马工坊今年还首次推出芝士红薯减糖汤圆，较普通黑芝麻汤圆减少40%的糖添加量。

　　促销加大价格平稳

　　自2022年以来伴随各种原材料价格上浮，许多食品企业承受成本压力，但今年汤圆、元宵价格依然平稳亲民。

　　思念食品告诉新京报记者，今年春节期间是汤圆产品的生产旺季，对企业整体经营成本产生一定压力。思念食品生产端启动全链“降本增效”调整，增加长期战略合作和大宗物资锁价制度，稳定供应成本；经销端多渠道增加让利力度，通过促销牵动销量，使企业整体成本控制在合理运营范围中，产品终端售价基本稳定。

　　北京稻香村也向新京报记者证实，其元宵、汤圆价格稳定，元宵销售价维持在1.5元/个没变，一斤元宵大概可称20个。另据叮咚买菜平台介绍，今年该平台销售的各品牌汤圆、元宵等产品售价与往年持平，且促销力度更大，比如推出买一赠一、第二件半价等，预计整体销量会高于往年。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早在春节前夕，北京各大商超就已搭建元宵促销堆头，如永辉超市草莓元宵、巧克力元宵售价19.8元/斤，木糖醇元宵售价23.8元/斤。顺天府超市普通元宵售价为19.8元/斤，无糖元宵售价为21.8元/斤；汤圆每袋售价在9.6元—24.9元不等，多数产品售价不超过15元。

　　为增加产品销量、方便顾客购买，不少元宵、汤圆企业加大了新渠道的拓展，如北京稻香村将速冻汤圆、速冻石磨元宵搬上自营小程序和外卖平台；思念食品开拓O2O、社区团购等渠道，与美团、饿了么、京东等平台合作，发放消费优惠券。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