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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章班”里的产教融合新路******

　　【记者手记】

　　光明日报记者吕慎陈冠合

　　“‘赫章班’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让我拥有了这样一份收入稳定、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如今已是贵阳一家电梯运营公司片区维修和技术支持负责人的陈虎，仍对母校满怀感激之情。

　　出生在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一个贫困家庭的陈虎，在初中毕业后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哥哥刚考上大学，如果自己继续读高中，无疑会增加家庭负担；如果选择职业教育，又对未来的发展前景不确定。“当时，学校老师向我们承诺，订单制培养的就业率是100%，让我最终下了决心。”他说道。

“赫章班”里的产教融合新路

　　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在实训室学习汽车修理技术。新华社发

　　2017年，陈虎进入贵州装备制造职业学院“赫章班”学习。这个以生源地贫困县命名的精准脱贫免费班级，不仅免除了他所有的学杂费，还与各电梯运营维护公司签订协议，进行校企联合培养。“‘赫章班’的学生专业基础扎实、上手也快，所以很快都在企业站稳了脚跟。”陈虎说，现在自己的月平均收入可达1万多元。

　　近年来，贵州装备制造职业学院不断实现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在人才培养领域的新突破，先后与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等40余家行业领军企业、区域龙头骨干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其中深度合作企业16家，校企合作专业覆盖率为100%。

　　据统计，在整个清镇职教城，已有200余家贵州省内外企业通过订单培养、顶岗实习、合作共建等方式与职教院校开展校企合作，通过引企入校、引校进企，企校合一、人员同训、设备共享等方式，推动产教融合迈向更深处。

　　“清镇的李子白兰地、兴仁的薏仁米茶、剑河的食用菌……这些都是产教融合的成果。”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粮油食品工程系党总支书记刘丰如数家珍地展示各类产品。他介绍，学院不仅在设置课程、实习实训、评价考核上与企业深度合作，同时通过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等方式开设企业专班，2020年以来，已累计培训粮油仓储管理员、农产品食品检验员等400余人次。

　　刘丰表示，学院将继续围绕服务贵州生态特色食品产业，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产教融合更加贴近人才培养、产品研发、产业孵化和服务产业发展实际，培育更多具有“三农”情怀和工匠精神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7日 07版）

美国甩掉的锅让中国背？中国给了这三个回复******

　　美国自2017年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以后，不仅给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联盟带来重重一击，也甩掉了很多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和第二大碳排放国应该承担的责任。

　　第二十四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正在波兰卡托维兹举行。期间，有发达国家企图混淆中国发展中国家定位、渲染中国是第一大碳排放国，意图让中国承担更多责任，将美国“不背的锅”甩给中国。

　　面对美国的“退群”和发达国家的“@”，中国的回复是：“我们拒绝‘背锅’。”

　　回复一：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已做出超出法定义务的努力

　　有声音指出，中国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质疑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认为中国不应该享有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权利，应该承担像发达国家一样的责任。对此，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表示，之所以有这样的声音是因为还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中新社陈溯/摄

　　解振华在卡托维兹气候大会参加的第一场活动——“气候传播与公众意识”主题边会上指出，中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8800美元，仅为全球人均GDP80%的水平，在全世界排在70多名，还未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还有3000万至7000万贫困人口。在当前经济不确定性增多的情况下，中国仍面临着严峻的既要发展经济又要消除贫困，还要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创造就业机会等等非常大的挑战。“中国要实现NDC(国家自主贡献)的目标，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要作出相当大的努力才能够实现。”

中国生态环境部气候司司长、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李高。中新社陈溯/摄

　　中国生态环境部气候司司长、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李高在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国享有发展中国家的权利。“有一些发达国家想把中国从发展中国家中‘摘出来’，这从法律角度和现实角度都不可能实现。”

　　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对发达国家的要求是率先大幅度减排，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对发展中国家的要求是实现相对减排。对于发展中国家并没有提出更多的要求。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一直不曾懈怠、走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最前面。2007年中国颁布了发展中国家第一部应对气侯变化的国家方案，并持续强化和落实国内相关政策。

　　解振华表示，中国政府最近25年采取了很多措施，一是力行节能，累积节能量占全球节能量50%以上；二是优化能源结构，可再生能源的总装机容量达6.5亿千瓦，占全球的2.8%。淘汰关停火电机组1.7亿千瓦，相当于欧洲一个大国装机总量的两倍；三是解决交通领域排放问题，中国快速发展地铁、高铁等公共交通，特别是电动汽车的发展，中国电动汽车总拥有量占世界拥有量的50%；四是增加森林碳汇，中国的人工造林面积是世界上最大的。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所有应该采取的措施我们都做了，而且做得很好，在全球减排总量中占了很大一部分。”解振华表示，中国减排取得的进展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

　　回复二：中国是第一人口大国碳排放第一并不奇怪

　　中国虽然是第一大碳排放国，但中国也是世界第一大人口大国，排放问题的产生主要来源于人类活动。李高表示，“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因此碳排放总量较高。从人均来看，中国的人均碳排放比美国低得多。”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何建坤在接受国是直通车采访时表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人口多，经济体量也大，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也是最大的，但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虽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是增加的，但每单位GDP产出的二氧化碳排放是下降的，即单位二氧化碳排放产出的经济效益是不断上升的。

　　何建坤表示，相对于一个国家的碳排放总量，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数据才是考察一国碳排放情况的准确指标。

　　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中国提出到2020年单位GDP(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到2017年年底，中国已经提前三年超额完成这一目标，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6%。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阶段，还要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在这种情况下单位GDP碳排放量下降速度仍超过4%，远快于世界2%的水平，令世界瞩目。”何建坤表示，根据《巴黎协定》，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全经济领域的减限排，发达国家则要实现全经济范围的绝对减排。有声音认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也应该像发达国家一样实现全经济范围绝对减排。对此，中国表示“做不到”。

　　李高表示，中国经济仍处在中高速发展阶段，中国的碳排放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达到峰值。

　　《巴黎协定》重申“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即划定一个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要根据这个国家的实际国情和发展阶段。

　　李高表示，虽然中国碳排放还未达到峰值，但中国会继续强化减排措施，逐步减少煤炭消费的总量，并与中国国内防治污染的政策相结合，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更多贡献。“中国将进一步促进应对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的结合，尽可能快地降低碳排放水平，但不能超越国情和发展阶段。”

　　回复三：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大责任中国不背美国的锅

　　有外媒指出，中国应该如发达国家一样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资金支持，对于目前美国“退群”的现状，也有发达国家意欲让中国来补上资金漏洞。

　　对此，解振华表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资金问题上，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基于历史责任、当前发展水平能力，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是义务。2015年中美元首就气候变化发布的联合声明更明确提出，敦促发达国家出钱，鼓励发展中国家自愿出钱，欢迎其他私营机构出钱，这些都是划定的非常清楚的。

　　“我们不会去填补发达国家应该做的事情。”李高表示，比如美国曾经承诺给绿色气候基金(GCF)捐赠20亿美元，但现在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资金也随之没有着落，中国的态度很明确，如果美国不履行已经提出的资金承诺，请其他发达国家来填补，中国不会负担这笔资金。

　　李高表示，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有法定权利得到资金支持，但中国并没有滥用这一权利，中国积极推动发达国家拿出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目前中国没有从绿色气候基金得到资金支持。与此同时，中国主动通过南南合作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未来中国将进一步提升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力度，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增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陈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