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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六连涨”折射中国经济向好预期******

　　本报特约评论员

　　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虽有狂风骤雨，更有辽阔深邃和澎湃动力”。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充分认识并切实用好我国经济发展的多方面比较优势和有利条件，继续夯实“稳”的基础，持续增强“进”的动能，在更周全的“稳”与更高质量的“进”良性互动中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定将不断焕发新气象，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2023年开年6个交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走出“六连涨”，进入6.7元区间。1月9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8265，创下2022年8月22日以来新高，调升647个基点。当日离岸、在岸人民币盘中双双收复6.8元关口。1月10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7611，再次大幅上调654个基点。这轮自2022年11月开启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反弹回升，至此已累计上涨超6%。

　　从去年末到今年开年至今，人民币汇率走出了一波反弹回升行情。2022年底以来的人民币汇率大幅反弹、境外资本流入持续增长，充分反映了国际金融市场坚定看好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近期，得益于稳增长政策显效，经济活动加快恢复，给予我国资产乃至人民币汇率更多溢价，人民币汇率得以在一篮子货币中走势领先。不仅是汇率市场，在经济复苏预期的支撑下，全球投资者对人民币资产更是表现出极大热情。展望2023年，国内经济运行有望总体回升，对人民币汇率将构成强有力支撑。

　　消费正在回暖，中国经济企稳反弹明朗。去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不小的困难挑战，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稳固，疫情仍是影响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因素，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应当看到，这些问题是前进中的困难挑战，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

　　在刚刚过去的元旦小长假期间，全国各地烟火气升腾、百业回暖。相关部门的数据作出了有力的说明——元旦假期全国铁路日均发送旅客较去年11月份增长109%；国内旅游收入265.17亿元，同比增长4.0%；新年首日，全国营业影院数量创下近10个月以来的新高；“2023全国网上年货节”首日，全国网络零售额452亿元，比去年年货节首日增长了6.5%。

　　尽管疫情并未完全结束，但生活正在被一点点焐热，消费正在加快回暖，传递出中国经济向上向好的积极信号。面向崭新的2023年以及更长远的未来，只要我们内心笃定，充满信心，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中国经济这艘巨轮就一定能够逆风而上、奋楫扬帆，在向上、向好、向着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稳健前行。

　　宏观政策是推动经济恢复、企稳向上的重要保障手段，也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质增效的重要激励工具。2022年我国综合施策，坚持阶段性措施和制度性安排相结合、组合式手段并举。中国经济航船能在外部风浪的多轮冲击下保持平稳运行，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持续强化政策联动，一系列宏观政策靠前发力、精准有力、形成合力，不断巩固经济回稳向上的基础。经过应对内外部各种冲击挑战的实践，宏观调控举措更加丰富，政策储备工具更加充足，各方面准备更加充分。

　　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2023年要适度加大政策扩张的力度，提高政策效能，更好发挥财政撬动社会资金的杠杆作用；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今年货币政策力度要够，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投向结构要精准，尤其要支持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强调“产业政策要发展和安全并举”“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强”“社会政策要兜牢民生底线”。坚持系统观念、做好统筹兼顾，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就能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的合力。

　　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虽有狂风骤雨，更有辽阔深邃和澎湃动力”。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充分认识并切实用好我国经济发展的多方面比较优势和有利条件，继续夯实“稳”的基础，持续增强“进”的动能，在更周全的“稳”与更高质量的“进”良性互动中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长期向好前景的中国经济定将不断焕发新气象，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专家解析女子因已婚被辞事件******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 专家解析“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事件

　　采访背景

　　1月12日，一则“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的消息冲上热搜。据报道，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第一天上班，填完资料，正在了解公司的相关介绍和日常的工作职责时，突然被人事叫到办公室通知辞退事宜，理由是“王女士已婚，后期会要孩子”。

　　王女士称，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自己很生气。事情曝光后，不少网友对涉事企业明目张胆歧视女性就业的行为感到愤怒，纷纷呼吁加大执法力度、优化就业环境，消除女性就业歧视。

　　歧视女性就业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应该如何加强治理解决职场歧视问题？记者为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 本报记者 张守坤

　　刚办完入职手续就被公司辞退了！令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颇为不解的是，招聘时她已经告知企业自己“已婚”，面对人事时又明确说自己近期没有备孕的打算，但依然难逃被辞退的结局。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女性就业歧视长期存在：女子怀孕7个月被公司告知“没产假”并被辞退；有酒店要求女员工“怀孕就主动辞职”；一女员工因怀上二胎遭公司解雇……

　　这不仅是对女性的职场性别歧视，更是对劳动法律的漠视。

　　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院长沈建峰看来，这种以性别或者婚否为由排除录用、提高录用条件或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显然构成了就业歧视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也违反了妇女权益保障法。

　　王女士被辞一事曝光后，很多网友表示，女性在职场上被歧视的事情数不胜数。有女网友说，自己在面试时会被问到“结婚了吗”“准备生孩子吗”，甚至有企业人事直言已婚未育是劣势。

　　对于一些企业不愿找已婚未孕或正在备孕的员工这一问题，上海市某公司人事告诉记者，原因很简单，就是怕影响工作，进而影响企业效益。女职工产假相当于带薪休假，而且有了孩子后可能无法全身心投入工作。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权利。用人单位在招录(聘)过程中，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不得将限制结婚、生育或者婚姻、生育状况作为录(聘)用条件。但为何在现实生活中，职场性别歧视依然屡见不鲜、屡禁不止？

　　受访专家认为，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除了观念、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因素外，也有法律制度方面的因素。

　　北京市律协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委员会委员杨保全认为，女性在就业过程中所遭受的歧视往往不是以明显直接的方式存在的，而是以不易察觉的隐蔽方式，甚至是“披着合法的外衣”，女性所遭遇的歧视从应聘、工作、晋升、薪酬福利到退休，贯穿整个就业过程。对用人单位来说，规避法律法规的具体操作办法有很多，违法成本低。

　　在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彬看来，劳动者维权成本高，我国反就业歧视的相关立法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容易出现受理难、审理难等困境，对劳动者的举证责任要求也比较高，导致维权难度大。同时，有关主管部门在就业歧视问题上的监管力度有待加强，例如，《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还没有将就业歧视明确纳入到劳动保障监察事项中去。

　　“现有的法律并没有完全平衡好用人单位、女职工以及国家之间的利益。招聘女职工，对用人单位来说，可能加重用工成本，又没有相关分担机制，用人单位必然会排斥女职工的录用。比如，目前奖励产假期间的工资在很多地方都是由用人单位承担，一些地方规定男性享有的陪产假可以‘转让’给配偶享有等。”沈建峰说。

　　女性职场权益，如何才能有效保障？

　　沈建峰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之后，进一步明确了构成就业歧视的行为，明确了对妇女的就业歧视等可以由人社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从而强化了对性别歧视的治理。此外，女职工遭遇就业歧视后，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举报，要求处理。

　　杨保全说，为更加有效地保护女性就业平等权，妇女权益保障法将就业性别歧视纳入公益诉讼范围。由检察机关提起反就业性别歧视公益诉讼，比个人诉讼提起更具优势。因此，如果劳动者感觉维权难度较大，可以求助检察机关。

　　“平等就业权兼有人格权益与身份权益的双重属性。就业歧视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形式，对受害人的救济可参考适用侵权法的责任形式。除了需要补偿受害人实际支出的费用和损失以外，还应补偿其丧失工作机会或工作的未来经济损失。对于用人单位给劳动者造成严重损失的，还应当予以惩罚性赔偿。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应当根据损害的情节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以加大用人单位违法成本，起到规范和约束的作用。”杨保全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沈建峰看来，随着反就业歧视观念的深入人心，目前实践中直接而明确的就业歧视已经比较罕见，很少有用人单位在招聘简章中明确性别要求，也很少有用人单位告诉劳动者不被招聘的原因。目前，隐性的就业歧视比较常见，成为劳动者权益维护的难点和痛点。

　　对于隐性就业歧视，维权最大的难点在于举证。对此，赵彬建议，劳动者要注意收集相关证据。同时，相关部门应该在平等就业的宣导、监督、执法上加大力度，努力营造公平就业环境。

　　杨保全认为，还应健全司法救济机制。劳动关系成立前的招聘阶段，即受到就业性别歧视的受害人如要提起诉讼，根据既有证据规则的规定，需自行收集用人单位的侵权证据，然而，让尚未进入劳动领域的当事人收集用人单位的违法证据，在实践中的难度不仅远远大于劳动纠纷中的当事人，而且很有可能无法做到，使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平等就业权成为空谈。因此，还需构建系统完善的司法程序。

　　“未来条件成熟时，应进一步完善就业促进法，制定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或者在劳动基准法中增加反就业歧视的规则，明确就业歧视的认定标准，合理分配就业歧视的举证责任，优化就业歧视的救济程序。”沈建峰说。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