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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省份新增本土确诊病例349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3077例******

　　中新网5月10日电 据国家卫健委网站消息，5月9日0—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35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8例(广西3例，广东2例，北京1例，福建1例，四川1例)，含1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在广东)；本土病例349例(上海234例，北京61例，河南25例，广东15例，青海10例，辽宁2例，福建1例，贵州1例)，含172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上海156例，河南7例，北京3例，广东3例，辽宁2例，青海1例)。新增死亡病例6例，均为本土病例，均在上海；无新增疑似病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101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2例，本土病例1007例(上海847例，吉林54例，北京26例，江西15例，黑龙江11例，浙江11例，辽宁10例，广东7例，内蒙古6例，四川5例，湖南4例，山东3例，河北1例，山西1例，江苏1例，安徽1例，河南1例，湖北1例，海南1例，青海1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45375人，重症病例较前一日减少18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154例(无重症病例)，无现有疑似病例。累计确诊病例18294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18140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5月9日24时，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8068例(其中重症病例511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207138例，累计死亡病例5191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20397例，无现有疑似病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3730326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394649人。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118例，其中境外输入41例，本土3077例(上海2780例，河南98例，江苏55例，辽宁53例，江西35例，青海17例，北京13例，浙江9例，吉林6例，广东6例，四川3例，河北1例，重庆1例)。

　　当日解除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8215例，其中境外输入62例，本土8153例(上海7672例，吉林113例，辽宁102例，江西79例，河北40例，山东37例，浙江33例，江苏27例，安徽12例，黑龙江9例，广西8例，山西7例，北京5例，湖北3例，广东2例，新疆2例，贵州1例，云南1例)；当日转为确诊病例173例(境外输入1例)；尚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87294例(境外输入452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728892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331306例(出院60636例，死亡9347例)，澳门特别行政区82例(出院82例)，台湾地区397504例(出院13742例，死亡931例)。

强化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意见》提出了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总体要求，并就强化审判职能，健全中医药知识产权综合保护体系提出具体措施，旨在回应中医药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的需求，积极推动构建中医药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对于防病治病、维护人民健康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从以往司法实践来看，中医药知产案件总体数量偏少、司法解纷选择不足，案件类型集中、保护覆盖不全，审理周期较长、专业能力欠缺等问题较为突出。《意见》作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方面的专门文件，既全面覆盖了中医药知识产权各领域和环节，又立足实践需要突出了重点和难点，正是为了发挥司法机关职能作用，解决以往司法层面对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的问题，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意见》出台后有望产生一系列综合效应：一是审判职能得到强化。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有赖于有力的司法支撑，《意见》的出台有助于各级法院优化审判资源，让法官在审理中医药领域原始创新、智能制造关键技术、重大科研项目相关案件时，实现“能判、愿判、敢判”，强化司法裁判的规则引领和价值导向作用，通过纠纷化解机制切实维护中医药创新主体合法权益。

　　二是提高行业创新的积极性，发挥专利制度共享共建的功能。通过确立中医药知识产权的司法导向，加强中医药的专利保护，使中医药企业除了通过“商业秘密”保护外，多了一道“专利保护”的选择，这无疑为部分创新型中医药企业打了一剂“强心针”。同时，随着更多的技术被纳入专利制度框架下进行保护，整个中医药产业交流共进的格局将得到进一步打开，这有利于中医药产业的整体技术革新与进步。

　　三是有利于建设更高水平的中医药知识产权综合保护体系。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意见》从司法层面强调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既有利于企业之间建立尊重知识产权、有序竞争的秩序，又能够在全社会营造珍视、热爱和发展中医药的良好法治氛围，有利于形成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合力。

　　为更好地实现司法对中医药知识产权的强有力保护，《意见》出台后，相关部门后续还需要做好相关配套和完善工作：首先，要明确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对象，平衡社会公众与中医药知识产权权利人之间的利益。中医药领域的典籍是公开的，这是属于公众的财富，而其中哪些技术具有独创性，是属于个人的，需要精准识别。可以说，区分“进入公共领域的中医药知识”和“值得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保护的中医药技术”是必须先行明确的要点。在准确识别二者的基础上，司法才能既避免错误保护公共领域知识，也避免错过保护值得保护的技术，厘清中医药知识产权的权利边界。

　　其次，要注重司法的科学性、技术性。强调中医药知识产权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到目前中医药专利领域创造性不足的事实。对司法部门而言，必要时可以通过专家论证等形式征求专业意见，以确保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再次，应当完善配套制度。中医药与其他工艺有区别，对中医药而言，国家应结合中医药领域的特点及特殊保护需求，完善针对祖传秘方等对象的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如建立商标、中华老字号海外抢注预警制度、健全道地中药材地理标志保护制度、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制度，在现有的中医药品种保护制度下强调行政责任以外的民事救济途径，以及充分利用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等。

　　最后，解决当事人司法保护的积极性问题。我国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案件数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事人选择司法保护的意愿不强。主管部门可以考虑探索通过政策鼓励的方式，鼓励企业主动开展二次开发与上市后再评价工作，进行专利布局，实现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逐步产业化，真正让行业主体重视知识产权，发挥知识产权制度引导中医药市场良性运行的价值。

　　（作者：邓 勇，系北京中医药大学岐黄法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